1.发达国家经历了漫长而艰巨的大气污染防治历程，从污染高峰到空气质量达标需要大约30年~40年的艰苦努力。

　　从发达国家大气污染的历史来看，严重的污染事件直接加快了大气污染治理的进程。

　　欧洲大气污染治理始于1952年发生在英国的伦敦烟雾事件，此后从煤烟型污染到酸雨与污染物跨界传输问题，欧洲采取能源替代、总量削减控制等策略，直到20世纪80年代，传统的大气污染才基本得到治理。

　　美国大气污染治理源于上世纪50年代发生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先后颁布了《空气污染控制法》、《清洁空气法》以及为解决近地面O3和PM2.5污染问题而发布的“清洁空气州际法规”。经过40多年的综合治理，美国O3和PM2.5污染已大幅降低，但是仍有部分地区不能达到国家空气质量标准。

　　日本大气污染治理源于1960年石化工厂附近患哮喘类疾病的病人数量激增事件。从1968年政府颁布《大气污染控制法》起，经过30多年的努力，日本空气质量才得到明显改善，但在大城市的中心城区，PM2.5浓度达标存在较大困难。

　　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大气污染防治体系的核心，保护公众健康是标准逐步升级的主要考虑。

　　国际上普遍重视对颗粒物等污染物的研究与防治，并基于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逐步调整和加严标准中污染物的浓度限值。美国于1987年和1997年先后制定了PM10和PM2.5的国家空气质量标准。欧盟从1980年起，逐步颁布了一些污染物的浓度限制和建议值标准，并不断修订和更新。我国于1982年颁布并实施了首个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大气环境质量标准》（GB3095-82），历经4次修订，于2012年颁布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实现空气质量达标，需要进一步严格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包括机动车排放标准。

　　3.实施多污染物和多污染源协调控制是降低空气中颗粒物浓度、全面改善空气质量的有效途径。

　　大气中PM2.5来源既包括直接排放的烟粉尘、扬尘和土壤尘，又包括由各前体物生成的二次颗粒物。欧美等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有效降低环境空气中PM2.5浓度需要同时控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氨等污染物的排放。欧盟成员国联合中欧和东欧国家签署的哥德堡协议及美国颁布的一系列法规或计划，均对颗粒物及其前体物的排放进行了严格控制。要满足我国城市空气质量达标要求，亟待建立多污染源、多污染物综合协调控制体系。

　　4.建立区域空气质量综合管理和区域污染联防联控协调机制是改善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的重要保障。

　　欧美日的大气污染防治均经历了“企业污染—局域污染—城市污染—区域污染”这一治理历程。欧美的空气质量管理经验表明，区域空气质量的改善，必须依赖于强大的区域大气污染协调控制能力。

　　欧盟一体化的污染控制框架以及美国的系列相关法规或计划，都是区域空气质量管理的成功模式。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我国大气污染的区域复合型特征日益突出，以属地管理为主的环境管理体制不利于解决区域空气污染问题。北京奥运、广州亚运和上海世博空气质量保障工作取得了成功，为我国建立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能源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调整是降低污染物排放最直接有效和最根本的途径，煤炭“退出”城市是实现城市清洁空气的必要条件。

　　发达国家空气污染治理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能源清洁化的历史。为减少燃煤引起的煤烟型污染，欧洲国家采取以气代煤的措施，一次颗粒物排放显著下降。美国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减少煤炭使用，增加天然气消费，PM10和PM2.5排放量大幅度下降。

　　我国是世界上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能源消费构成仍以煤炭为主，再加上空间分布不平衡、消费结构不合理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较低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与城市的大气污染。

　　因此，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空气污染问题，改变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清洁化是关键。

　　6.交通运输污染控制在促进空气质量达标中起到关键作用，通过加严排放标准促进机动车技术换代和燃料清洁化。

　　机动车尾气排放是目前增长最快的大气污染源。欧盟通过制定机动车排放标准和燃料质量指令、发展可持续交通体系、利用经济手段等措施显著减少机动车尾气排放量。美国制定了全面的机动车污染控制计划，包括定期更新以健康为基础的空气质量标准、严格的技术要求、油品质量控制，且实施燃料管理标准先于车辆管理标准措施，从而实现减排幅度的最大化。日本于2002年将颗粒物浓度限值加入到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中。加拿大于2001年起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治理运输业造成的污染。

　　我国机动车保有量随着经济发展快速增加，为有效控制移动源污染，需要从移动源管理、车用能源和城市规划等角度，制定针对“油—车—路”的综合对策，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优化交通管理，减少污染物排放量。